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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:耕读传家,孝悌和家,勤俭持家

时间:2020-06-14 14:31 来源: 未知 点击:
 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,一生立德、立言、立功都达到了不朽的境界,被誉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位完人,尤其在立德立言方面,曾国藩可谓“道德文章冠冕一代”。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:“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,流传下来的有两套,其中之一就是《曾国藩家书》”,它给人们最大的启示就是“家”这一范畴。    曾国藩:耕读传家,孝悌和家,勤俭持家   01   曾 国 藩 的 家 书  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,曾国藩29岁,进京入住,正式开始了仕宦生涯。在30余年繁忙的翰苑和戎马旅程中,曾国藩不忘家人、敦睦亲情,先后写了近1500封家信,内容涉及修身、戒子、持家、交友、用人、处世、理财、为学、从政、治军等诸多方面。这些家书神闲气定,行文从容,运笔自由,随意所至,平实中蕴含着深刻哲理和丰富警句。它是曾国藩心灵世界的真实袒露,是曾国藩齐家、治学、从政思想的集中反映,是曾国藩激荡人生和奋斗经历的忠实记录,是曾国藩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的生动写照。曾国藩没有什么大部头著作传世,但一部家书足以使他名垂千古。   在传统社会,家书的对象可分上、中、下三个层次。上的层次是指父母长辈。道光二十年初,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,这是现存家书中年代最早的一封。在这封家书中,曾国藩详细地叙述了进京路途的情况和在京居住的情况,以免父母对他的挂念。曾国藩不忘兄弟的学习,“家中诸事都不挂念,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?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”。曾国藩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,希望父母来信“以烦琐为贵”;“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,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”。   中的层次是指兄弟平辈。道光二十二年秋天,曾国藩给诸弟写了一封家信,这是曾氏全集中所收与弟书的第一封。在这封家书中,曾国藩对兄弟表现出了极大的责任心和殷殷期盼之情,他谈了自己的缺点与不足,“予又素性浮躁,何能着实养静”;“予时时自悔,终未能洗涤自新”。他谈了拜师交友情况及其益处,“师友夹持,虽懦夫亦有立志”。他谈了读书学习的目的,“吾辈读书,只有两事,一者是进德之事,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,以图无辱所生;一者是修业之事,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,以图自卫其身”。他谈了读书学习的关键是要专心致志,“求业之精,别无他法,曰专而已矣”。   下的层次是指子女后辈。咸丰二年夏天,曾国藩遭遇母丧,给儿子纪泽写了第一封家信。在这封家书中,曾国藩的心情至为悲痛,甚至把母亲的病故归罪于自己,“不孝之罪,岂有稍减之处”。由于纪泽是长子,当时只有十三周岁,曾国藩详列了17件事情,要儿子去一一办理,这既是对纪泽作为家中少主人在礼仪上的承认,又饱含让儿子经受历练和增长见识的深情。   品读曾国藩的家书,是一种精神享受,更是一次生命洗礼,深深为曾国藩的文化品格所震撼和折服。这种文化品格蕴含着华夏文明的密码和基因,即对于父母来说,曾国藩是一个好儿子,忠孝两全、孝悌兼备;对于兄弟来说,曾国藩是一个好兄长,教导劝勉、“金针”度弟;对于儿子来说,曾国藩是一个好父亲,率先垂范、严格要求。作为“三好”的曾国藩,其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是源于后天严以修身、严于律己、精诚所至。人毕竟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,不可能完全变成天使,因而修身律己是浴火重生,是一个痛苦的过程,是对物欲的放弃和终身的克己,非一般人所能承受。   年轻时,曾国藩也是浮躁、爱玩、吸烟,有着不少性格和修养上的缺陷。20岁时,曾国藩立志成为圣贤,改名“涤生”,意谓洗涤改过重生。为了“涤生”,曾国藩一生都在与自身的缺点抗争,不断自责和反省。他的自省极为苛刻,曾因为恋床、晚起,在一则日记中骂自己是禽兽,“醒早,沾恋,明知大恶,而姑蹈之,平日之气何在?真禽兽矣”。他的自省细致入微,在一则日记中对自己贪利的梦境进行自责,“昨夜梦人得利,甚觉艳羡。醒后痛自惩责。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,何以卑鄙若此,真可谓下流矣”。他的自省终生不渝,在辞世前一年还写下日课四条,与子侄共勉。一曰慎独而心安,二曰主敬则身强,三曰求仁则人悦,四曰习劳则神钦。曾国藩说:“今书此四条,老年用自儆惕,亦补昔岁之愆;并令二子各自勖勉,每夜以此四条相课,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,仍寄诸侄共守,以期有成焉”。      02   耕 读 传 家   在家书中,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,这是曾氏齐家的基本准则。所谓耕读传家,本质上是要求家人既学谋生,又学做人。耕是谋生的手段,主要指农业生产,事稼穑,丰五谷,养家糊口,以全生命;读是做人的路径,主要指学习圣贤教诲,知诗书,达礼义,修身养性,以立道德。尤其是读,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读书做官,而是学习做人的道理。即使不读书、不识字的人,也要学习做人的道理。   咸丰四年四月,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指出:“吾家子侄半耕半读,以守先人之旧,慎无存半点官气。不许坐轿,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。其拾柴收粪等事,须一一为之;插田莳禾等事,亦时时学之。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”。在这封信的最后,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“至要至要,千嘱万嘱”。如果联想到写这封信的前十天,曾国藩经历了靖港之败和投水自杀,则更能见证他对耕读传家的珍视和苦心。值得指出的是,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将齐家、读书与做官区隔开来,这也是他的一贯主张。   咸丰六年九月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: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,余不愿为大官,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”;同治四年五月致四弟九弟的信中说:“吾不望代代得富贵,但愿代代有秀才。秀才者,读书之种子也,世家之招牌也,礼义之旗帜也”。曾国藩之所以强调耕读传家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其一是文化熏陶。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发达的社会,耕读传家观念深入人心,曾国藩自不例外。其二是清醒认识。在曾国藩看来,能使家族延续久远的,不是官位和财产,而是家风和品格。  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:“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,多只一代享用便尽。其子孙始而骄佚,继而流荡,终而沟壑,能赓延一二代者鲜矣。商贾之家,勤俭者能延三四代;耕读之家,谨朴者能延五六代;孝友之家,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。我今赖祖宗之积累,少年早达,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,故教诸弟及儿辈,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,不愿其为仕宦之家”。其三是家族影响。史料记载,曾氏家族一直在湘乡荷叶塘过着半耕半读的农家生活,即“曾氏自明朝以来世业农,积善孝友,而不显于世”。曾国藩的父亲一生以教蒙童为业,自撰一联说:“有子孙有田园,家风半读半耕,但以箕裘承祖泽;无官守无言责,世事不闻不问,且将艰巨付儿曹”。这说明耕读传家已成为曾氏家族齐家的基本理念和传统。   谈到家族影响,不能不谈及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。一定意义上说,星冈公是家族中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人,也是曾国藩最尊敬的长辈。即使后来封侯拜相,他仍认为自己远不如祖父。最突出表现是曾国藩始终将其祖父所说的“懦弱无刚乃男人最大之耻”作为座右铭,并一再以此告诫子弟。同时表现在齐家上,曾国藩反复强调:“治家之道,一切以星冈公为法”。咸丰十年闰三月致四弟信中说星冈公治家之道,“大约有八个字诀。其四字即上年所称‘书、蔬、鱼、猪’也,又四字则曰‘早、扫、考、宝’。”由此可见,曾国藩祖父治家之道的实质是耕读,其中前四字就是读书、种菜、养鱼、喂猪。信中对后四字作了详细说明,“早者,起早也;扫者,扫屋也;考者,祖先祭祀,敬奉显考、王考、曾祖考,言考而妣可该也;宝者,亲族邻里,时时周旋,贺喜吊丧,问疾济急,星冈公常曰:‘人待人,无价之宝也。’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”。      03   孝 悌 和 家   在家书中,曾国藩强调孝悌和家,这是曾氏齐家的伦理准则。中国传统实行的是家族宗法制度,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,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。齐家的核心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,主要是父母、兄弟、姐妹和子女的关系,其伦理准则是孝悌。所谓孝,是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报恩;悌,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和关心。在中华文化中,孝悌不仅仅是家庭伦理准则,更是社会伦理准则。   孔子说:“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”;孔子还说: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”。曾国藩深受孔学影响,十分看重孝悌在齐家中的意义和作用,强调只有孝悌,才能使家庭和睦、兴旺发达。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说:凡一家之中,“和字能守几分,未有不兴,不和未有不败者”。他甚至认为,孝悌比耕读更重要,即耕读之家能延续五六代,而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。曾国藩自己终身躬行孝悌,是孝悌的楷模。   在孝的方面,曾国藩对祖父母、父母极其恭敬孝顺。他始终以很低的姿态给父母长辈写信,常常盛赞其德其行,时时嘘寒问暖,经常禀报商议家事,恳请兄弟子侄尽孝尽责。曾国藩经常为不能亲身孝敬父母长辈而内疚惭愧。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:“我在京寓,食膏粱而衣锦绣,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;妻子皆安坐享用,不能分母亲之劳,每一念及,不觉汗下”。当父母长辈稍有病恙,曾国藩深切担忧,他说:“祖父大人之病,日见日甚如此,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,此心何能稍置”。当母亲病故时,曾国藩更是哀痛不已,深深自责。咸丰二年七月给纪泽的信中说:“余德不修,无实学而有虚名,自知当有祸变,惧之久矣。不谓天不陨灭我身,而反灾及我母。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,一闻此信,真无地自容矣”。   在悌的方面,曾国藩对弟妹们关爱备至,真正起到了“长兄如父”的作用。曾国藩有弟弟四人,其家书的精华在于与弟书及训子书,尤其是与弟书,数量之多、内容之丰富都超过训子书。一般而言,关心子女容易,关心兄弟姐妹难,因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续,而兄弟姐妹则会自立门户,渐行渐远。曾国藩在大量写给诸弟信中所充溢的兄弟之情,令人深为感动,这不仅体现其望弟成才的苦心,而且体现其崇高的道德风范。曾国藩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全方位的,既有生活上的关心,又有读书上的关心,还有做人上的关心。   在生活上,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诸弟信中说:“予尚有寄兰妹、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,仿照去年寄呈母亲、叔母之样”。在读书上,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致诸弟信中说:读书讲究志、识、恒,“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;有识则知学问无尽,不敢以一得自足,如河伯之观海,如井蛙之窥天,皆无识者也;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。此三者缺一不可”。   在做人上,当得知四弟以在家塾不利于读书而想外出时,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致诸弟信中劝诫说:“苟能发奋自立,则家塾可读书,即旷野之地、热闹之场亦可读书,负薪牧豕,皆可读书;苟不能发奋自立,则家塾不宜读书,即清净之乡、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?何必择时?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”。难能可贵的是,尽管在教育关心诸弟上付出了极大努力,曾国藩仍自责自己未尽全力。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:“予生平于伦常中,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!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,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,是不孝之大者也”。      04   勤 俭 持 家   在家书中,曾国藩强调勤俭持家,这是曾氏齐家的价值准则。农耕文明生产力低下,物质财富有限,不能不强调勤俭;曾国藩出身于贫寒农家,也不会忘记儿时生活的艰辛和勤俭的必要。一般认为,勤是勤劳、勤奋、勤苦,“天道酬勤”,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通过勤劳做出来的;俭是节俭、俭朴、简约,“俭者,德之共也”,俭朴是一切良好道德品质的基础。   曾国藩对勤俭的理解更为直观具体,同治二年十二月给侄子纪瑞信中说:“勤字工夫,第一贵早起,第二贵有恒;俭字工夫,第一莫着华丽衣服,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”。他一生奉行勤俭自律,咸丰六年九月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:“余服官二十年,不敢稍染官宦气习,饮食起居,尚守寒素家风,极俭也可,略丰也可,太丰则吾不敢也”。他特别崇尚勤俭的家风,多次给予深情回忆。在给侄子纪瑞信中说:“吾家累世以来,孝悌勤俭。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,竟希公、星冈公皆未明即起,竟日无片刻暇逸。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,正月上学,辅臣公给钱一百,为零用之需。五月归时,仅用去一文,尚余九十九文还其父。其俭如此。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,犹亲自种菜收粪。吾父竹亭公之勤俭,则尔等所及见也”。信中所说的辅臣公是曾国藩的高祖父,竟希公是曾祖父,星冈公是祖父。   因此,在道光二十七年七月禀父母信中,他明确指出:“勤俭本持家之道”;同治三年八月致四弟信中说:“余教儿女辈惟以勤、俭、谦三字为主”。对于曾国藩的勤俭主张,如果仅仅从物质和经济层面理解,就会显得低俗和浅薄,他实际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强调勤俭持家。在曾国藩看来,勤俭是君子所为。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,他说:“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”。所以,在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,他要求“子侄除读书外,教之扫屋、抹桌凳、收粪、锄草,是极好之事,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”。咸丰八年十一月致诸弟信中又说:“后辈诸儿须走路,不可坐轿骑马。诸女莫太懒,宜学烧茶煮菜”。   在曾国藩看来,勤俭是孝悌要义。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诸弟信中说:“至于兄弟之际,吾亦惟爱之以德,不欲爱之以姑息。教之以勤俭,劝之以习劳守朴,爱兄弟以德也。丰衣美食,俯仰如意,爱兄弟以姑息也。姑息之爱,使兄弟惰肢体、长骄气,将来丧德亏行,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,吾不敢也”。   在曾国藩看来,勤俭是保家之道。曾国藩一生戒惧“月盈则亏,水满则溢”,特别是当了大官以后更是诚惶诚恐,最怕子侄后辈染上骄、奢、逸的毛病。咸丰四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:“诸弟在家,总宜教子侄守勤敬。吾在外既有权势,则家中子侄,最易流于骄,流于佚。二字皆败家之道也,万望诸弟刻刻留心,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,至要至要”。咸丰十年十月和十二月前后两封致四弟信中说:“余在外无他虑,总怕子侄习于骄、奢、逸三字。家败,离不得个奢字;人败,离不得个逸字;讨人嫌,离不得个骄字。弟切戒之”;“时事日非,吾家子侄辈总以谦、勤二字为主。戒傲戒惰,保家之道也”。咸丰十年十月致九弟季弟信中说:“贤弟教训后辈子弟,总以勤苦为体,谦逊为用,以药佚骄之积习,余无他嘱”。